黄河流域起源的远古政治体制（转帖）
黄河流域起源的远古政治体制（转帖）
第一节 前头的话
我试图对中国远古政治体制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进行研究，但实际工作刚起步，困扰随之而来。不知道别的从事各种问题研究的人感觉如何，反正本人时时困惑于这一点：不论研究什么，如果想从中得出结论，除非完全抛弃不利于结论成立的事实于不顾，否则根本不能如己所愿。
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老问题证明了这种困惑的实际存在。比如关于封建专制国家在一场农民起义之后是否会放松一阵子对农民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即所谓“让步政策”的问题，肯定者与否定者都能拿出各自的根据。“休养生息”四个字可以解释为“让步政策”的实施，也可以解释为实在搜刮不到什么东西时的无奈。
比如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问题，肯定者的指导思想来源于政治经济学中对劳动关系的理论阐述，但是，农村中的雇佣农民难道不属于出卖劳动力？生活在城市与生活在农村的不同，难道可以构成生产关系的质的差别？农村中的雇佣劳动在明末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之前的唐宋就有了。
比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和科学思想发育的问题，也会出现不一样的看法。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遥遥领先论、毫不逊色论、有所差距论都有立论的根据。
还有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民主政治的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古代典籍中找到谁谁谁说过君为轻民为贵的话，然而，持否定观点的人也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古代典籍中找到谁谁谁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话。“朕即国家”是欧洲历史上的名言，电影故事中，欧洲的古代君王喜欢怀抱刚出世的婴儿，面对大好河山，说，“这，都是你的”。看来，随便找几条论据就可以使民主政治的起源变得含混不清起来。
是历史资料的多样性造成了今天的争论，历史资料的多样性也使一些人可以随意地取用他所中意的一部分。
其实，有些造成争论的概念本身就有提法上的不妥。比如“让步政策”，这个词语意味着除非该政策的制定者在主观上有“让步”认识，在客观压力面前，被迫地放弃原先的主观要求，不能用这个词。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觉得不可把似乎象征着某一性质的社会现象硬往一种观念里套。不能根据有没有一个城市中的聚散地而断定它属于还是不属于资本主义萌芽。秦朝时候的陈胜和他的伙伴当过“佣耕”，我们不知道他们是“长工”还是“短工”。今天的中国城市中打零工者成群的呆在路边，等候着有人找他们去干活，但我们如今很清楚其原因，人口过剩！还有科学技术发展和科学思想发育问题，不论哪个民族，都曾或多或少地解决过生存和生活中的初级需求，制造了某些器物，算出了某些数术题，这些并不可以作为科学技术已经发展的标志，只有认识到技术对人们生活的舒适方便和对生产的省力有效所起的作用，并着意追求它，才可以作为科学技术已经发展的标志。它也不能作为科学思想已经发育的标志，对自然界抱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有无科学思想的分野。自然界是谁操纵的？归之于神灵，还是把自然界看作一架自行运转的巨大的机器。后者是古代希腊诞生的科学认识。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民主政治的问题，我想，民主政治于两千多年前就在古代希腊的民主城邦里运转着，向后世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标准和理论标准。自由的言说应该不是以“进谏”、“以死相谏”等词来描述的，而“进谏”、“以死相谏”在古代中国是除了起义之外可以用来表达自己头脑中的想法的最高作为。
微观历史有多种的表现形式，但宏观历史只有唯一的表现形式，上述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是对的。但论争双方都共有一个宿愿：一拳****对方。退一步说，即使是正确的一方也不能因为其正确而使用高气压式的语句，将对方置于窘境而快意。况且，到目前为止，许多“正确”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奖赏。
所以，一个只是准备接纳观点的人，肯定会在两种观点之间茫然，为此，忧虑一直在怀。因为我一直想写一本分析中国历史根本问题的小册子，如果也靠引证很多的对自己观点的成立比较有利的资料以证明自己看法的确凿无误，就谈不上是准确的研究。同时我也感到，虽然有了这样的认识，并不意味本人能完全避免此类失误。我所能做到的是，在研究写作的时候，尽管免不了也要维护自己的正确地位，但力戒不要让不自觉的“正确代表”的意识控制了自己。
所以，在行文过程中，我更愿意采取这种方式：着重于谈论一种趋势，而不是着眼于举出一个个具体的例子。其实，举不举具体的史例并不是一本书、一个论点成立与否的关键。每个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有人为了说明一个你感觉陌生的结论并举一个你从未了解过的史例时，你对该结论的空白感和举不举例没有关系；当有人举出一个史例以说明一个你所不能同意的观点时，你会愤慨地举出另外的例子反驳之。相反，一本书、一个论点即使不以史例拥阵，但当它的结论与你脑海中的历史资料接上联系时，会引起你应有的联想和无声的赞同。
本文论述的中心话题是中国远古政治体制的起源，这个题目的难度在于：中国历史根本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的资料，即使我们翻阅最早的典籍，看到的也已经是成型的政治制度在运作中。同样，全世界也找不到任何一本在政治制度萌芽时代就予以当场记载的图书，可以看见有国家而无文字的文明或民族，但绝对看不见有文字而无国家的文明或民族，就是缘自这种情况。
所以，利用文献资料探讨国家起源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研究自己国家的起源的论作尽管不少，但实际上，他们研究的是已经形态完整的国家体系，他们把该体系的变动与调整过程当作起源过程来研究并阐述，这不是恰当的做法。本文所着重研究的《尚书》，也是他们所研究的，从我的分析可以看出，我的着眼点完全不同，他们把它当作国家的雏形，而我把它当作国家的成型，具体的理由，阅后自明。
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和中国远古政治体制（也即专制制度）起源问题是同一个问题，论证了前一个，不一定能解决后一个，但论证了后一个，也就解决了前一个。本书的要点是论证后一个问题。我发现，论证这样一个未曾有人论说过的大型问题，方式方法无从借鉴，更别说借鉴思路了。由于是立一个基础而不是在一个基础上前进，因此，全方位、全结构的予以完美解决，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线性地讨论它。线性，是一个数学名词，意思大概是顺着来，我就按照线性的方式，对已经成型的那个远古政治状况进行论述并写一点更加远古的远古对国家的成型阶段所发生的生物性、人种性、习俗性影响。
下面介绍一下各节之间的关系。
第十节是中心，占了全文的一半篇幅，它以《尚书》为依据，论述了有记录的最早的中国国家体制的情况以及它所透露的大量的信息。之前的第八节和第九节谈论了古代希腊国家的建立过程并对比了古代中国神话和古代希腊神话的差异，这两节共同构成了论述第十节的不可缺少的两个先决条件。
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涉及的都是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这些文字固然可以让我借以说明我们民族的本质，但对于揭示导致该本质的根源，就不够用了。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七节，从几个角度做了迂回式的论述，有的是我自己的看法，有的是从名著中引申出来的，它们预备好了让读者接受本文中心思想的几个方面的资料和结论。至于这几节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是系统的，还是散乱的，就由读者自己感觉了。不过，我自己认为：这几节是有必要的，其目的不外乎要证明这样一个观点：文明本性从远古到现代是不变化的，后世制度是原始时期制度的延续，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现状。其中的第七节讲述了一个现代故事，有一定的趣味，这个故事证明了现代人们身上还完好保存着远古政治基因，它是黄河流域内产生专制制度的人文根基。第十节是对中国历史的总结，节内的六个论点每个都值得予以专题论述，但我说的很简略，只求意思到了。
第二节 历史并不是必然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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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历史，除了取材上出现的偏差，还有一个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即：用一种固定的历史发展理论来套裁每一民族或每一国家。实际上，如果不是思维本身陷于僵化，人们早就应该注意到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历史分别有其独自的过程，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是必须地按照某个规律开步走并走到底，偶然性往往大于必然性。因为战争，因为瘟疫，因为同化，一个民族或国家要么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中止了它的一切活动，要么在没有人留意的情况下，静悄悄地融化到另一个具备了更加广大范围的民族或国家之中去。如果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历史能被历史长河中的偶发事件所打断或者被扭了方向，如果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历史因受自身因素的制约而无法继续前进(这种现象存在于几个公认的主要文明身上)，那么，这个规律的科学性、普适性就值得怀疑。
民族或国家在历史过程中表现出的停滞不前，在我们地球六七千年的文明史中屡屡能见。有些民族似乎仅仅满足于从自然界中得到果腹蔽体的物质，成为无使命的一群人。还有一些民族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其最高统治者及家族最为操心的，是怎样说怎样做才能永久地保持统治不遭到倾覆。下面的层层官吏，想得不外是如何表示效忠并得到信任，如何找寻升官之路和得到钱财。民众们不是恐惧，就是愤怒，不是忍声吞气，就是揭竿而起，绝没有中间的状态。历史事实已经表明：前一种民族，只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只能发展出最初级的技术成品，成型的政治制度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比如太平洋小岛上的民族、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非洲丛林中的部落。后一种民族或国家，虽然能够在最初级的技术成品的水平上勉强再走一步，可是，只要这个技术成品适应了生活和生产的基本需求，以后就再也不会变动了。第一把锤子发明后，虽然也会造出大锤小锤长锤短锤，但无法进步到电动锤、气动锤。第一只船造出后，看见风吹着船动，他们能给船加上帆，但以后所有的船都是帆船。烧煤的船，烧油的船，“烧”原子（核动力）的船，“烧”光（太阳能）的船，都是不可想象的船。第一把剪刀发明后，气割、水割、光割，永远是神仙们手中的武器。对于自然界，他们也只限于初级的利用，例如利用水能，就是一架水车模式，无能为力于将水能转化为其它形式的能源。利用工具或畜力节约了体能，也就以最初的形式恒久下去。他们的政治制度一旦确立，也同样不再发生变化。像这样发育的民族有：黄海东海的两岸、南亚次大陆、尼罗河流域、波斯湾周岸（这里指政治制度的性质而不是指它的形式，其实，民主政治制度的性质也不发生变化，我的本意是：上述地域从未有过民主制度）。
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滞，政治制度发展的停滞，在我们地球上众多的民族与国家中广泛的存在。可以看出，人类的各个分体都分别走着早已被分体内部的因素规定好了的道路。关于文明停滞的观点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并详加讨论的。
第三节 种群数量是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基本的因素（转贴）
就任何一种动物来说，必须具有一定的种群数量才没有繁衍危机。人类的生活和动物的生活一样，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数量才能在内部形成发展的动力。任何一个民族，其种群少于一定数量时，处在危险的濒临灭绝的阶段；具备一定数量时，处在种群的维持的阶段；高于一定数量时，方能处于发展的阶段。1949年时的鄂伦春族，有几千人之数。这个数量不能保证鄂伦春人能够处在发展的阶段，根据有关资料，他们的文明处在维持的阶段。
所以，人类发展的最初起点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数量，以生物性的种群构造作为基础，然后发展起别的事物。即使高于某一数量并获得发展后，如果又回到了数量线下，它的发展就重返停滞，然后退化。另外，也并不是一旦跨越过某一数量线，就意味着这一群人会不断地朝着哲人拟定的目标径直地走下去。我们已经看到现代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发展程度不一，即使是非洲大陆内部、菲律宾和加里曼丹岛的密林里的原始部落也分别有其不同的状态，他们有的是原始********制度，有的甚至尚未形成自己的习惯和风俗，其社会发展程度也许只比动物之间的互助行为略微高级一点。
全世界的残存了原始********制度的民族或部落，在被比他们先进的人们发现的时候几乎都是在人数上刚刚可以维持种群繁衍的民族。如果某个文明或民族跨越文明门槛时，其种群数量已经可观的话，他们会必然地经历原始********阶段吗？现存的原始********社会是和该社会的无止期的凝滞不变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可以反过来设想：现在掌握着科学技术的民族，不管信奉的是什么主义和宗教，也不管其社会是什么性质的制度，其原始阶段的情况必然与在十八世纪甚至今天还处于原始********状态下的社会的同期原始阶段的情况有异。
工具箱
第四节 人类的占有欲望来自动物的占有欲望及该欲望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建立所造成的影响 （转帖）
前面的简洁的分析导致出这样的观点：人类的各个人群的原始阶段并不都是以原始********作为其开端的，因为如果有一个（其实应该说有几十个、上百个）共同的因素使人类各个人群都进入同一种存在状态，那就无法解释各自历史的迥异。
如果说以集体狩猎为主的原始部落容易形成公有制社会的话，以采集为主的原始民族伴随着他们的更可能是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私有观念仅仅是个观念，私有制则是人们在私有观念之下，承认他人独自的占有物件是合法行为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可以说，私有观念在动物性阶段就存在了，该观念来自基本生存需求而不是什么剩余生产的出现。我们看到两只鸟争夺一只昆虫，两只野兽争夺一块肉食，得逞的一方带着食物迅疾地离开，这个离开的行为除了赢得狼吞虎咽的时间，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对方承认它的独占权。我们还看到儿童抢夺别人的玩具，儿童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儿童不知道玩具是人家的，他想玩他就去抢，因此可以证明儿童没有私有权的概念。其实从另一种角度来考虑，这种行为就证明着儿童已天然具有了独自占有的欲望，儿童们只是在占有欲满足之后，不知道去保管它罢了。按行为学专家的解释，儿童的许多行为是动物性行为在人类中的遗传。儿童的独自占有欲也应该是动物的独自占有欲的遗传。独自占有欲的实现，也就是独占权的建立，而独占权可以发展成为私有权。
私有观念、私有权、私有制在没有剩余生产的时候就可以存在了，剩余生产出现的意义是，它进一步的强化了私有观念、私有权、私有制。原始时期的剩余生产有规模大小之分，小的指某一天吃饱了肚子而且食物尚有剩余，大的指在一年的周期内，一个人可以由数个人的劳动剩余物来供养。后一种情况的出现，人口数量必须达到某个数值，才可使过剩劳动的产品达到能够聚集起来的水平。剩余生产的支配权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个体过剩，个体消费，即谁过剩，谁消费。二是个体过剩，集中消费。第二类情况里面管理权和分配权出现了。这在大型种群的内部，不太可能是平均的、轮流的消费，而极为可能是专门供应给特定人的消费，一种带有压制性的权力社会结构就慢慢地诞生了。这个推测是基于下面情况：因为一旦有某种权力行使剩余产品分配权后，这种分配是没法做到公平的。如果可以做到公平，那必须在一个长期稳定且封闭的极小的群体范围内进行。所以，近现代仍存的原始********制度社会都毫无例外的是人数很少的聚落。可以推想出，远古时期的前一种支配权由于尊重了个人对私有财产的自由处理，更可能是产生民主性质制度社会的根源，后一种支配权由于赋予了个别人超出他人之上的权力，更可能是产生专制性质制度社会的根源。从中我得出一个设想：私有制度是民主制度的起源基础，原始********制度是专制制度的起源基础。
第五节 人类彻底离开动物界的几种方式及其动物性习惯对建立人类社会的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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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文明或民族的社会发展方向当然受到人类尚处在动物阶段时所已具备的特性的影响，当人类逐渐脱离动物界的时候，并不是动物性的特征在慢慢地退却，而是人类在不断地缓慢地增长着他的人性。我们看到四处游荡的孤独的肉食动物，也能看到喜欢成群结队但却没有组织性的草食动物，还能看到具备了完整社会性但仍处动物阶段的灵长类集团。小型生物中，差异也非常巨大：既有漫无目的、踟躇而行、形只影单的甲虫，也有社会组织结构极其健全的蚂蚁、蜜蜂，在我们尚不了解的一种系统机制下，它们的个体信息立即化为整体的行动，这两种昆虫过着近乎理想化的社会生活。
那么，当时的人类会处在什么状态？一般地说，需要是决定性的。狮虎必须孤独，牛羊必须结群，蜜蜂不能单筑一个六角形的蜂室，蚂蚁这个过于微小而又喜欢吃肉的小动物，则必须联合起来，因为比它更小的动物毕竟不太多，而且多有翅。人由于他的本身特点——形体的，行为的，性情的——必须像草食动物一样结伴。他缺少逃跑或追击用的速度，缺少防御用的厚皮，缺少攻击用的利齿，手足也缺乏猛烈的力度。和体型相当的动物相持，甚至和体型小的多的动物相持，人往往是失败者。就是进化到今天，徒手的人仍然会失利于一只大狗，徒手的人在水里降服不了一条比他短许多的鱼。因而他们必须比草食动物联合得更紧密些，更具备社会性一些。于是，人逐渐从动物界走了出来。
我这里并不是说，人的社会性成为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唯一标志。人类和动物有着许多方面的区别，其中每一个都可以用来划定界线。不管是会使用工具也好，会用火也好，会使用语言也好，会思考也好。
所以，人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走出动物界。往往上述几个因素是共存的，并互相促进着、生长着。关于使用工具，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过程：看到自然坠落的石块使动物受伤或死去，然后专门捡取这类曾经自然坠落并砸着了动物的石块，而对其他石块视若无睹。接着在攻击动物时，反复使用这块似乎带有朦胧神意的石块。武器告罄时，不得不向猎取对象砸去一块随机捡起的石块，接着，有意找一些带尖角的石块以加大打击力，后来将石块互撞，以求得到一块崩裂出来的带尖角的石块而不用到处去捡，这便是制作并使用工具。
对于火，过程相似，先是吃到了被自然火烧熟的动物尸肉——这似乎并不罕见，然后朝火堆里驱赶动物（可能不太灵光），又拿着火把去追烧动物（可能也不太灵光），把猎来的动物的肉放置到未熄灭的自然火上，又尝试着向火里添加枝柴以延续火种，最后把火带回了住所。
在语言上，开始时只能发出跟动物们没有不同的单音。为了表达更多的意思，两个单音连续地发出——多音节的发音出现了。为了表达更复杂的意思，音节被组成了句子。
以上四个方面的每一个都可列为人和动物的分界线，事实上，在此之前分界线已经出现了，因为，思维已经出现过了，思维走在了实践的前面。每一步的实践是每一步的思维对事物认知的结果，被认知的实践才有可能被重复，未被认知的实践即使做了二遍也不属于重复，因为它总是从空白上开始的。狮子在非洲草原上生存的历史时间，仅就伴随人类文明史的这一段来讲，也有六七千年之久，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其间会有一只狮子吃过被火烧过的肉，但迄今的狮群好像没有出现叼着肉去找火的行为，也许尚未总结出熟肉比生肉更好吃的经验。
第六节 各个文明内部特质的固定性
依然以人类对于动物的比较作为话题。譬如虎，在和人类同样长的生物进化时间中，虎分为了华南虎、东北虎、孟加拉虎等。这三种虎我们只看到它们外形上的差异，好像人类里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此外我们并不能见到虎之间有更大的不同，在狩猎上分不出哪一类虎更狡猾。但在人类方面，差异大得连造物主也要吃惊。某一区域里的人还在依赖自然界动植物的自然生长为生，另一区域里的人却已经用物理的方法使物质焕发出动力，用数学来计算天体的运行轨道，用化学来缔造一种从未有过的物质。接着，这些人还试图让相隔万里的人互相听得见声音，看得见面容，他们还发明出一种机器，部分的代替了人类的一部分思维。
假设人类之初，上帝突发奇想，把地球上的各个民族用巨大的罩子隔离开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譬如到了工业社会的曙光已在某个罩子中初露微曦之时，将所有罩子一起打开，其中差异之巨，概在想象之中。当然，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种绝对隔绝下的发展差异。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民族之间的交流就已经开始过了，不搀杂外来影响的纯民族状况或纯文明状况已不再留存。
在有文字记载的整个世界历史中，我的看法是曾发生过六次大规模的文明之间的交流。当然，无数的细小的交流发生在日常的琐碎的事务中。此处的“交流”一词属于一种广义的概念。打个比喻，屋子里两粒尘埃的碰撞应算是一次“交流”，宇宙间两颗流星的碰撞也是一次“交流”，尽管两者的规模不可比拟。不同民族的两个人宛如两粒尘埃，而两种民族或两个文明就像两颗流星。
我们先是看到了《圣经》里记录的犹太人在埃及所受到的苦难，这是第一次交流；又看到了波斯人和希腊人在爱琴海周岸的撕杀，再加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向波斯、印度的远征，这是第二次交流；接着罗马帝国的城墙受到了来自北方强悍蛮族的冲击，这是第三次交流。这些带着血腥味的交流，有时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波斯人和希腊人，波斯贵族内部出现了企图仿效希腊民主政治制度的倾向，而希腊化了的亚历山大大帝却热衷于在实际生活中模仿波斯帝王的威仪，但是，由于本身文明的因素所起到的固有性作用，这些行为都在各自内部的广泛的反对声中中止。
应该说，民族之间的大规模的交流，在世界范围内，到二十世纪末为止，基本上都是以战争的方式出现的。单个人的交流一般是文化的交流、商业的交流、宗教的交流，其影响有大有小，但都比不上战争的交流来得迅速、来得深刻、来得广阔、来得猛烈，也不如战争的交流能使民族的历史为之改变进程。
自第三次交流后，过了一千年，到了十五世纪，欧洲人的船只开始航向非洲大陆，这是第四次交流；接着在南美洲、北美洲登陆，这是第五次交流；在亚洲，先在印度半岛设了据点，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中国人看到了从广州南部的海面上驶近的欧洲船只，这是第六次交流。
这六次大型交流是世界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但说不定有文字之前的历史上，曾发生过规模比这更要巨大的交流，比如说一股巨大的人流迁徙到一个新的土地，而另一股巨大的人流也朝着他们要去的地方，这些在更遥远的古代发生的事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
这六次交流中的前三次，民族或文明双方之间的文明落差几乎可以不计。而后三次碰撞，民族或文明之间的文明落差极其巨大。中国黄人、非洲黑人（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美洲棕人原先都各自独立的不受扰动的存在，但是随着欧洲白人的到来，他们的状况不得不有了痛苦的变化，这里可以套用现在国际上流行的一个词语——文明的冲突。
按照历史阶段发展学说来看待非洲黑人与欧洲白人，他们之间要差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美洲棕人与欧洲白人之间也要差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几乎是两千年的时差。中国黄人和欧洲白人之间要差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差不多是一千年。这六次交流证明了两个文明之间会发生有时是相互的、有时是单向的影响，民族的历史甚至为之改变了方向，但从世界上各个文明现在的实际表现，我们看到，谁也不能从根本性质上改变谁。
文明类型的恒定不变性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就中国来讲，历史上曾经受过两次外族文明的全地域的冲击。第一次是东汉时候佛教进入中原，从此，庙宇遍布中国城乡。这个外来文明的思想意识基本上控制了人们的日常思维取向，它的经典用语也经常的从众多的人们口中说出。尽管佛教的大规模进入在很大程度上使华夏文明改变了原有表现形式甚至一部分内涵，但华夏文明并未从此成为印度文明的一部分或一个亚种，更没有成为一种新的文明。第二次是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从此开办了学校，废弃了文言，兴建了铁路，开通了电报电话，创办了报纸杂志，临摹了议会总统，把私党升级为公党——第一次把相同政治主张的人集合到一个宗旨明确的团体内，甚至还用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开展了一次民族内部的武力革命，但中国文明也没有跟着西方文明跑，更没有成为其一部分或亚种。中国受到的这两次文明冲击是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的。
就日本文明来说，也是一样的情况。它对中国唐朝文物制度的全盘模仿，也没有使它成为华夏文明的亚种，它后来转而学习西方文明，也没有使它成为西方文明的亚种。日本人民给外部世界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它骨髓里的武力理念，这一点是日本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到今天在对外关系上的特征，是日本文明的必然表现。在其内部政治关系上，日本文明虽然采取了西方文明的多党制、议会制，但日本文明本身并不适应它，这在日本人不喜欢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的政治竞争，而喜欢一种可管理的、有序的、可预料结果的竞争的意识中可以认识到。所以，日本发展出表面上的多党制，而实际运作的却是不成文的党内派别制。党内派别制替代了多党制的结果是：不同政见在被缩小的范围内进行，政治事务不会被闹得天翻地覆，因为派别之间的争论可以由党的最高政治领袖予以调整消弥。日本执政党的最高政治领袖扮演了两派（这种两派，形式拟态于西方的两党）仲裁者的角色，尽管有时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方。而在西方，没有两党仲裁者的位置，仲裁者是公民的选票。日本文明只接受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变种，派别的易位比政党的易位更能被日本文明接受，这就是日本文明的品性。
印度文明也是例子，英式统治在印度长达三百年，英国国家的语言甚至被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数十亿人民群众的印度国家作为法定的官方语言，文明之转型可谓世界史上之最巨。但除了在产生政府的方式方面完成了向民主制度的转化外，印度文明并没有从根本上变化它的模样。它的民主选举的过程和结果一次次证明了印度人民对豪门望族的崇拜和迷信，它的绵延未绝的种姓制度，它的对外部世界的民族所持有的深度的几乎可称为天然的不信任以至于天然的敌对，这三者都不是民主国家的品格。反过来说，印度还没有纠正它原来的品格。
俄罗斯也是如此，它虽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可它是欧洲文明中对古代希腊人文精神接受的最不达意的一部分。尽管俄罗斯在历史上曾有过彻底地学习西方的愿望，可那位大帝只知道学习西方的皮毛（实用的技术），而对西方的内质（民主的政治）抑或一无所知，抑或故意采取回避态度。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比较适合于接受一种开明的仁慈的沙皇式的制度，它比典型的东方专制国家的民族特性略显进步之处在于它能对暴虐的统治很快地产生抵抗举动。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政治现象中极为明显地看到这些特征。俄罗斯以后将在最高领导人的选择上面临着国家政治前途如何走向的问题。偏向民主的领导人会显得软弱无能，因为不怎么适应民主的民族特性会在政治管制松弛的情况下为所欲为，混乱的局势使民主领导人下台的快点儿；偏向权力统治的领导人会存在得长些，因为他能把不怎么适应民主的民族特性用权力体制管束住，用权力力量压制住，但这些最终都会给俄罗斯社会带来或短或长的不安宁。直到一个好沙皇的出现，俄罗斯人就安静了下来，而一个好沙皇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
阿拉伯文明是欧洲文明之外的诸文明中与欧洲文明冲撞最激烈的文明，这一点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都一贯如此。该文明内部对次一阶次的人的凌辱，不像中国文明那样建立在权力结构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力量上，并且没有类似中国的仁义道德方面的理论掩护。它的对外征战同它内部对人的凌辱一样，不讲究理由，完全出自树立自己的非理性尊严的心理需求。伊拉克企图吞并科威特，即因于此。很自然的，由于文明内部对无理由凌辱的默认，科威特也把寻求最有力的抗击帮助的希望寄予外部文明。如果了解下列事实，我们有理由惊诧——现传的古代希腊著作绝大部分因为其本土的迭遭入侵失传了，现在我们阅读到的，基本上都是从阿拉伯文转译回去的，可见曾有一段历史时期，阿拉伯文明全面研读过希腊文明。大流士时代有一个叫欧塔涅斯的波斯贵族分析了独裁政治的坏处，提出今后采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意见交人民大众加以裁决，一切职务由抽签来决定的民主制度（见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30）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5月第1版，第231页）。他的主张证明了波斯贵族阶层的一部分人对希腊的了解和崇仰。虽然这个全盘“希化”的提议未获通过，但希腊文明对阿拉伯文明的历史影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个影响丝毫不起作用也同样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种文明类型对另一种文明类型的接受，一般来说绝对不超过器用范畴。即使是处于极度劣势状态下的文明对极度优势状态下的文明的接受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最新式的摩托车在浩渺的太平洋中的小岛上喷发着青色的尾气，驾驶它的是土著居民。我们看到鲜艳轻盈的塑料桶被非洲的部落妇女拎着，真不知道她们以前用什么汲水。
器用可做狭义和广义的解释。狭义的器用指用器，小到扳手、直尺，大到飞机、卫星。广义的器用包括可被实用的政治制度，小到报纸、杂志，大到选票、议会。凡上层建筑中可以被物化的事物都可以被接受，惟有思想不被接受。
原地域的文明类型被彻底更换的事件曾发生在北美、南美、澳大利亚，达到这一结果是用了三种方式：一是大量移民，主要是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向上述三地移民，取得种群优势；二是驱逐原住民，缩小原住民的生活空间，造成原住民人口的急剧下降，比如美国的情况；三是肉体上消灭原住民，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被大量杀灭，大幅度缩减了种群数量。上述地域的文明类型得以彻底的转变的过程，从反面证明了文明类型的恒定不变性。
文明的衰退和消亡，是对文明本身来说的；文明的恒定不变，是对文明与其外部的对比来说的。其事实及其理论上的结论无疑不太符合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观点——如果我们接受历史总是在不断前进的说法的话——它本身并无根据。
